所谓“新的开启”当然不仅仅相对于诗歌的东欧，也相对于我们自己，后者甚至更加重要。今年三月间访华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在谈到阿拉伯诗歌和西方诗歌的主要区别时认为，诗歌在当代西方更多地被当成一个文化问题，而对阿拉伯诗人来说，它首先是一个生存问题。生存包含了文化，反之却不然。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东欧诗歌混同于一般的“西方诗歌”（尽管在文化传统上，二者之间有更多的关联），而是将其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合为一脉，作为一个独立的渊源对待，并在精神血缘上更觉亲切，阅读中也每每更加会心的主要原因。这里的关键与其说是诗人的身份之辨，不如说是诗歌观念的大小之辨；与其说是语境压力的缓迫钝锐之辨，不如说是诗歌经验的宽窄深浅之辨。当赫贝特写下“我的想象／是一块木板／我全部的工具／只有一根木棍陪伴”（《锤子》）时，他所触及的不仅是诗意生存的下限，也是诗的根；而当他笔下的科吉托先生和我们一起仔细分辨“人声与天籁”，以领略“世界的演说乐此不疲”时，我们所感悟到的不仅是诗人面对自然的谦卑和敬畏，还有诗意言说无限可能的巨大空间——如此的信念，如此的胸襟，如此的能量：正是这种源于诗自身的光洞穿了集权的意识形态强控制或全球冷战背景下地缘政治影响的阴影，一再从内部照亮从而自我阐释着所谓“东欧诗歌”。显然，这个意义上的东欧诗歌没有，也不会因为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而成为过去，相反，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它们每每更像是某种来自未来的质询，比如米沃什有关“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宗教的世界里”的沉思，比如赫贝特有关“语义崩溃时代”的警告，比如赫鲁伯试图将诗与科学、历史和神话融于一炉的语言实验，比如扎加耶夫斯基在宿命的流亡中实践其“成为一个有别于其他异议者的异议者”心愿的灵魂冒险……西川在谈到萨拉蒙的诗时认为，他“写的是那种任你怎样狠狠地把它们摔在地上，它们都要跳起来咬你的诗歌”，这也是我们阅读许多东欧诗歌的感受。事实上，在我们有关理想诗歌的期待中，那些最活跃的光影，往往综合了来自东欧诗歌的投射：敏锐的问题意识、悖谬的现实感、笔直的道德勇气、深邃的历史底蕴、复杂精纯的语言织体，如此等等。如果说，由无奈的忍受所孕育的反刺、幽默和从容更能体现所谓“东欧诗歌特质”的话，那么，赫鲁伯的一句警语或许就概括了诗和诗人的真正尊严。他说：诗歌的唯一限制就是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