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结束后的文学作品中，“伤痕文学”是一批作家发出对那段时期人们身心灵受到不公对待的集体反应。其中一类因描写监狱大墙之内、揭露“四人帮”横行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有识之士被劳改的文学作品，以从维熙发表在1979年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为代表，被文学批评界称为“大墙内小说”或“大墙文学”。

　　《大墙下的红玉兰》叙述了主人公葛翎在“日蚀”年代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英勇抗争、血洒大墙的悲剧故事。虽然小说的情节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通篇小说却洋溢着激奋、慷慨、壮美的情调。这篇作品刊于《收获》1979年第2期，是从维熙的代表作品，也是改变他命运的作品。

　　笔者在与从老访谈时曾听他讲过多次其发表背后的秘辛。写作这部作品时，从维熙在山西刚刚被调到文联工作，他白天工作，晚上熬夜写出了这部书稿。那时前途一切都还未清楚，文学的方向更是无从把握，但他凭借一股勇气在一个偏远的邮局将手稿郑重地寄向上海，寄给他信任的老前辈巴金。这是一种期望，也是一次豪赌，因为他甚至都不能确定手稿是否能顺利到达《收获》编辑部。所幸它安全抵达，并在众多投稿中被巴老一眼看中，当即决定作为最近一期杂志的头条发表。

　　那期《收获》开印时只有几万份，但意外脱销，不断加印，最终卖了九十万本，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从维熙在《我的黑白人生》一书中写到这段往事：小说的发表如一石击水，掀起了惊涛骇浪。一时之间，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那年夏天，他收到了读者上千封来信，大部分都在赞誉他的勇气和诚实。这是当时中国文学处境的真实写照。

　　后来他的小说便都有着相似的题材选择——描写在他成为“右派”后的二十年间在劳动改造时的所见所闻。他虽不在监狱，但实际同监狱的犯人们一起劳动，熟悉监狱和劳改队的情况。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如《第十个弹孔》、《燃烧的记忆》、《泥泞》、《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断桥》、《风泪眼》等，都是描写受难的知识分子在监狱和劳改农场的遭遇。这些小说的意义在于触及到了此前从未涉及的“禁区”，有评论称他为“大墙之内写法制而涉及冤狱的开先河者”，故而从维熙也获得了“大墙文学之父”之称。

　　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也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从维熙这一时期创作的局限。他看来，从维熙的这些悲情浪漫小说，继承的是传统戏曲、小说的历史观，即把历史运动，看做是善恶、忠奸的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文革”的历史曲折，其间有正直者蒙冤受屈，人物被处理为某种道德“符号”，着力刻画“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复杂的生活现象被条理化为两种对立的道德体现者的冲突。这种道德化的历史观，制约了从维熙小说的艺术形态。从维熙自己也曾说，到今天回过头再来看《大墙下的红玉兰》这部作品，“还留有五十年代文笔的痕迹，这是我不满意的地方”。从维熙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自审与自恋》一文中对这篇“大墙文学”的开篇之作公开反思，并进行自我的内心扫描。

　　实际上从维熙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便开始发表作品，曾是《北京日报》文艺部编辑。从维熙是河北玉田县人，1950年，从维熙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同年发表了处女作。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海淀区青龙桥，做小学语文教师。在做语文教师的半年中，他每日上完课便全新投入创作，将作品寄到各个报社。也因此，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伯乐——在《天津日报》主持《文艺周刊》的知名作家孙犁。孙犁安排整版发表了从维熙的小说，同时，他的投稿也在《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等见报。

　　诗人晏明当时在《北京日报》文艺部做编辑，看到从维熙的作品后，千方百计要把他调到报社。时任报社副总编辑的周游因赏识他的文学才华，也帮了忙，可以说，这两人是从维熙遇到的第二个伯乐。从维熙一纸调令来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做编辑后不久，便主动申请要求做记者，他想深入生活，跑遍东西南北，了解社会民情。1953年，从维熙主动要求去跟随采访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为报社采写通讯文章，这次经历成为他1983年出版的《北国草》故事的前身。

　　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停止创作之前，从维熙已经出版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南河春晓》三本小说(集)，这三部书让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拿到了7800元稿费。同时期他的好友、作家刘绍棠曾用2400元稿费买下一间中南海旁光明胡同的三合院，可见这是一笔不小的稿费，也正是这笔钱，支撑了他劳改后二十年家中老小的生活。这二十年，从维熙在延庆挖过铁矿，在津北种过水稻，在山西砖窑烧砖、矿山下井挖煤……

　　后期的创作中，从维熙开始转向纪实文学，创作了“昨夜潮声系列”：《人与马的咏叹》、《挖火者》、《浪人王臻》、《昨夜萤火》。纪实文学作品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部是《走向混沌》三部曲。这部作品以从维熙的亲身经历为主线，用不加任何雕饰的笔触，记录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也记录了与他同时代、同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轨迹。这部作品虽无宣传，但不断再版加印，发行百万册，姜文与史可还特地到他家拜访，探讨将其改编成影视剧的可能。

　　从维熙曾说：“有人愿意回忆幸福，有人愿意咀嚼苦难，我属于后者。”确实，总体看来，从维熙的作品大多是描写苦难的，正如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所说：“我六十多部作品中，唯一能找到童年影子的，就是《裸雪》，这是唯一一部反映我纯真梦想的作品，除此外大部分作品都是中国历史的血色真实，是我们正在前行的艰难足迹。”

　　从维熙对自己的创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走向混沌》第一版的序言中就表示，他的作品在那个年代获得过许多奖励和掌声，但是否是经典，是需要后人、需要时间去决定，而他只是把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真实地、尽力地写出来，就没有愧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