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北京工作生活了近15年，从32岁到46岁，是他人生最美好的壮年时代。

　　鲁迅在北京共长时间居住过四处宅院，在这四座宅院，鲁迅留下了别样的风景。

绍兴会馆：槐树下抄录古籍古碑

　　1912年5月5日，鲁迅随着民国政府教育部同事一同来到了北京。当晚他们住在骡马市大街的长发客栈，第二天鲁迅就转到了位于南半截胡同的“山会邑馆”，即绍兴县馆(绍兴会馆)。

　　绍兴县馆，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路西，当年，这座会馆规模不小，拥有大小房屋84间，内有供奉着绍兴先贤的仰蕺堂，供奉着文昌魁星的唏贤阁，还有嘉荫堂、修褉堂、藤花馆、补树书屋等。

　　1912年8月，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并任佥事，负责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学、音乐、戏剧以及调查和收集古文物等项工作。在这个职位上，他先后参与了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分馆以及通俗图书馆的建设，还负责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的筹备与创建。

　　鲁迅先是住在藤花馆西房，后来搬了两次。1916年5月，他住进了补树书屋。补树书屋是旧式的房子，窗户没有玻璃，是花格糊纸。据说院内最初长着一棵大楝树，因被大风刮倒，又补种了一棵槐树，这个房子因此被命名为补树书屋。夏夜，蚊子多，鲁迅常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纳凉。

　　在绍兴县馆的生活，对鲁迅来说是寂寥的，也是充实的。工作之余，他把精力都放在辑校古籍、抄录古碑上。整理古籍是一项浩繁细致的工作，他辑录的《嵇康集》最能反映鲁迅严谨、细致精微的治学态度。许寿裳曾回忆说：“自民二之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

　　在这个时期，鲁迅频繁地出入琉璃厂与小市，购进大量的碑帖拓片和古代器物。鲁迅一生收集的6000种拓片，大部分是在这个时候购进的。1917年1月22日《鲁迅日记》记载：“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在此期间，鲁迅共手抄各朝代古碑约1700多页，《金石萃编校文》中共校碑90余种，每种均有鲁迅的校文或按语，他校出并补正了《金石萃编》的200多处缺漏和错误。鲁迅一生校勘古籍35种，在绍兴县馆时期就有19种。

　　1917年周作人到京工作后，鲁迅将卧室让给周作人住，自己住进另一光线很差的房间，兄弟之间也算有了个照应。

　　此后没多久，就有了人们熟知的故事，鲁迅的老朋友钱玄同来访时，邀请他为《新青年》写文章。1918年，鲁迅写下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绍兴县馆，鲁迅还写下了《孔乙己》和《药》等小说，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

八道湾11号：水池里上演“鸭的喜剧”

　　鲁迅在北京稳定下来后，决定买一个院子，把母亲接来奉养。从1919年2月到7月的鲁迅日记记载看，他外出看房达15次之多，在看了数十处房产后，终于定下了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

　　当年8月19日鲁迅日记写道：“买罗姓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11月4日鲁迅交齐余下房款，总计花了三千一百元买下了这个八道湾11号住宅。从看房、买屋到修理房屋，安装用水设备，购置家具等，鲁迅为此奔忙了九个月。

　　1919年11月21日，八道湾新居整修完毕，鲁迅与周作人一家先行迁入，同年12月，鲁迅冒着严寒只身回到故乡绍兴，将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及三弟周建人接来北京，住进了八道湾11号。

　　八道湾11号，是典型的三进大院的北京四合院。鲁迅之所以要买这么个大的院子，主要是因为院子空间大，便于孩子们玩耍。中院有高大的北房三间，母亲鲁瑞和朱安分别住在东西两间，中间堂屋是平日家人吃饭的地方，鲁迅住在三间西房。后院还有后罩房九间，周作人和周建人分别住在这里，院子后面有一个种荷花的小水池。

　　1922年2月，受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前来教世界语，他被安排到八道湾11号鲁迅家中暂住。他的到来，给这个大宅院增添了不少欢乐。爱罗先珂是诗人，又是音乐家。他会弹琴，会唱歌，与家中孩子们玩得很融洽。爱罗先珂嫌北京寂寞，夜晚没有昆虫、青蛙的叫声，便买来了蝌蚪放在水池中，然后委托鲁迅家人买来小鸭，顿时水池里热闹起来。

　　夏日的晚饭后，爱罗先珂常常坐在院子里，“弹那幽静而略带伤感的调子”。鲁迅以爱罗先珂在八道湾居住期间的这段生活为原型，创作了散文《鸭的喜剧》。鲁迅还翻译了爱罗先珂用日文写的一些童话和童话剧。

　　在这段时期，孙伏园正在北京的《晨报》编副刊，每周有“开心话”专栏，他到八道湾11号邀请鲁迅写点东西。于是，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其间，鲁迅又写了《明天》、《一件小事》、《风波》、《故乡》、《端午节》和《社戏》等作品。

砖塔胡同61号：住处不大却充满童趣

　　1923年8月2日，因为兄弟失和，鲁迅怀着苦楚的心情，和朱安离开八道湾11号，迁居西四砖塔胡同61号暂住。这一天鲁迅日记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这处住房是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学生俞芬帮助联系租住的，俞芬相当于代理房东，她三姐妹就住在这里。根据陈漱渝《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一文记载，俞芬的两个小妹妹，一个属猪，一个属牛，鲁迅就叫她们“野猪”和“野牛”。她们知道鲁迅是属蛇的，就回敬鲁迅一个“野蛇”。鲁迅毫不生气，只是笑着解释说：“蛇本来不在家中饲养，都是野的，牛和猪才有野的和不野的两种。”鲁迅还经常给她们买食物、玩具，教她们画画，带她们看电影，相处得非常好。

　　鲁迅住在三间北房，房间矮小，进深浅。堂屋里除了放一张吃饭用的小八仙桌外，还支着一张木板床铺，白天鲁迅在这里吃饭，兼做会客室，晚上则是写作和睡觉的地方。鲁迅母亲常从八道湾来这里看他，或让鲁迅带她去医院看病。因此，东边一间留有老太太的临时住房，西边一间住的是朱安。

　　鲁迅当时忙于编写《中国小说史略讲义》，所以房子里堆着许多线装书籍，便于随时查考。因为房子窄小，他从老家绍兴带来的十二个书箱只得寄放在教育部里。俞芳后来在《北京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一文中回忆：“当时因屋子小，鲁迅先生的书，大部分放在书箱里，要用时把书找出来，放在桌上、床上……有时，客人来得多，椅子不够用时，鲁迅先生和其他客人就坐到床上。”

　　鲁迅在这里住了九个多月，这也是他心情和身体状况极为糟糕的阶段，但他还是写出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等十多篇作品，其中《肥皂》是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创作的；著名的演讲稿《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也是在这里完成的；他还校勘了《嵇康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

宫门口西三条21号：“老虎尾巴”里创作忙

　　由于砖塔胡同的房子狭窄，鲁迅母亲经常白天到砖塔胡同看儿子，晚上再回八道湾，十分不便，鲁迅又开始四处寻买房子。《鲁迅日记》记载，“1923年10月23日购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房宅事成，议价800元”。

　　房子买到手后，1924年春，鲁迅亲自设计了改建方案，按图施工，改建后的小院焕然一新：金边黑漆的街门，朱红色的房门窗很醒目；鲁迅还在院内种植了丁香、碧桃、花椒等树木，小小的庭院变得幽静美观。改建后，南北屋各三间，东西屋各一间。北房三间，堂屋是家人吃饭活动的地方，东西两间分别住着母亲和朱安。南房是会客兼藏书室，那十二个书箱终于有了容身之地。

　　当年5月25日，鲁迅一家迁入居住。鲁迅在北房堂屋向后接出一小间屋子，留给自己住，被称为“老虎尾巴”，他曾自嘲为“绿林书屋”。

　　这间房子面积不足9平方米，屋顶很低，几乎伸手可触。小屋北窗安着两扇大玻璃，光线明亮。北窗外是个小小的后院，有一棵古老的枣树和鲁迅种植的三棵丁香树，每逢春天，这里白色、紫色的丁香花次第绽放，散发着清香。靠东墙摆着一张普通的三屉长桌，桌上放着墨盒、笔架、茶碗、烟灰缸、闹钟和高脚煤油灯等。东墙上悬挂着鲁迅的老师藤野先生亲题的“惜别”二字照片。西墙上挂着一幅条幅：“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tíjué)之先鸣。”

　　再后来，这座书房东墙的左上方，挂了一幅素描：《五个警察与一个O》，这是青年画家司徒乔1926年除夕那天的激愤之作。画面上一个孕妇，右手牵着个3岁左右的孩子，在她身后，五个身躯高大的警察追赶她，木棍像雨点般落在她身上。1926年6月6日，鲁迅到中央公园观看“司徒乔绘画展览会”时，见到这幅画，当场买下来，后挂在自己的工作室中。

　　在此居住期间，鲁迅创作颇丰，他完成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三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一部分文章，印行了《中国小说史略》、《热风》等著作，同时还主持编辑了《语丝》、《莽原》等周刊杂志。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下了《无花的蔷薇》、《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痛斥北洋军阀政府对革命青年的摧残，并因此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

　　1926年8月，鲁迅离京到厦门大学任教，他的母亲和朱安仍然居住在宫门口西三条21号，1943年母亲病逝后，朱安支撑病体，看护鲁迅遗物，直到1947年6月走完了她的一生。如今，这里是鲁迅博物馆所在地，当年鲁迅的旧居也得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