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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评《山本》:在宽阔处省思,在悲哀中相信

作者:谢有顺   发布时间:2018年04月27日  来源: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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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了地理上的商洛和棣花镇,贾平凹的写作更见从容。《山本》的叙事还是如此密集,但明显多了不少闲笔,显得精微而繁茂。秦岭雄浑,写秦岭的《山本》自然也要写得大而广,既要依托于大的历史背景,也要写好生活的细节和末梢。这是一种写作心态上的变化。

小说里麻县长这个角色的设置就意味深长。这个安分的人,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中,施展不了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品茗,结识花草,为秦岭写风物志。“他差不多记录了八百种草和三百种木,甚至还学着绘下这些草木的形状。近些日子,他知道了秋季红叶类的有槭树、黄栌、乌柏、红瑞木、郁李、地锦,黄叶类的有银杏、无患子、栾树、马褂木……知道了曼陀罗,如果是笑着采了它的花酿酒,喝了酒会手舞足蹈。知道了天鹅花真的开花是像天鹅形,金鱼草开花真的像小金鱼。”这种旁逸斜出式的文人旨趣,不仅使地理意义上的秦岭变得丰赡、茂盛,也有效舒缓了小说的节奏。

  

  作家出版社·《山本》 

  作家出版社·《山本》

    也许,贾平凹无意写什么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但《山本》在物象、风情的描写上,确实是花了心力,小说的叙事也就不再是单线条地沿着故事往前推进,而是常常驻足流连、左盼右顾。这种曲折和多姿,昭示出了作者的写作耐心,也是《山本》在叙事上的新意所在。  

  作家出版社 《山本》

  

  作家出版社 《山本》

    秦岭并不仅仅是《山本》的背景,它就是小说的主角。要写真正的秦岭志,秦岭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就都是角色,它们才是秦岭的肌理和血肉;而生活于山里的人,反而是过往云烟,他们或强悍或懦弱,或善良或凶残,或智慧或奸诈,终究本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小说的最后写道,“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这就是“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的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它无声地接纳着一切,包容着一切,它抚平人心的沟壑、历史的褶皱,当春天来临,又是百花盛开,太阳照常升起,万物生生不息。秦岭是一切生命的舞台,也是上帝般的观察者,人与物的荣辱兴衰,尽在它的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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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写出了一座大山的肃穆、庄严与敬畏,所谓悲悯,正是由此而来。  

山本》多是写小人物的群像,重在以小民的生活史来考辨历史的事功与情义。但比之以前的小说,《山本》还塑造了井宗秀这样的乱世枭雄。井宗秀成长的故事,原本是一个英雄的故事,他坚忍、能干,不断做大自己,梦想造福涡镇,应该说,他身上寄托着作者的某种理想,但权力、财富、美色使一个英雄失去了魂魄,人性失去了光彩,他终究成了另一个人。井宗秀崛起和坠落的过程,说出的正是人性的复杂和悲哀。陆菊人和井宗秀是有对照意味的。他们之间无关情爱,她是一个男人成长与衰败的见证者,也是他的哀戚者。这个女人宽阔、平静、智慧,承受着生活的重负毫无怨言,认命但又不愿屈从于现实的安排。她是《山本》里的奇女子,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对陆菊人的理想化,可以看作是贾平凹为中国文化、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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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贾平凹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他写这块土地如何藏污纳垢,写历史背后的罪与恶时,总是对人性怀有一种良善的企盼,对寻常巷陌的烟火气有一份亲近感,对小老百姓向往安宁生活的愿望感同身受。不管革命或战争如何侵扰人心,恶与暴力如何摧毁美善,贾平凹的笔下总会有一两个人物,他们不屈或高洁的精神如同灯火,在那些晦暗不明的岁月里闪烁,如《带灯》里的带灯,《古炉》里的蚕婆、善人,又如《山本》里除陆菊人以外的瞎眼郎中陈先生,还有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他们都像是《山本》里写到的那面铜镜,照出历史的荣光,也照出历史的龌龊,照出人性的丑恶,也照出人性残存的光亮。  

作者看着这一切的发生,痛苦着,怜悯着,茫然,彷徨,有一种无所适从,但也不知该归罪于谁,不知该审判谁。在《秦腔》里,他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又说,“我没有恨白雪,也没有恨夏天义”——“不知道”和“没有恨”,这种写作伦理,可谓是饶恕一切、超越一切;《老生》里一面是山水,一面是人事,各自的脉络清晰可见,而又浑然一体,追求海风山骨的气韵下也不避人性的凶险;《古炉》察看“文革”之火是怎样在小山村点燃的,看人性如何裂变或坚守,叙事调子上是压抑而哀凉的。
相比之下,《山本》在精神省思的力度上,是进了一步。看得出,《山本》对一种文化命运的思索、一个民族精神根底的理解,更为自觉而深切。所以,《山本》已不止于一种乡村日常的描摹,散文式的叙叨,地方风物的展现,而是追求在一个更宽阔的背景下揭示小镇革命的纷纭变幻,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里面有历史演义,亦有人性拷问,而关于中国人该魂归何处的精神思辨,则透着一种过去不太有的文化气象。作者在“后记”里说,“《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木头和石头中去了。”书写一种精神的来与去,辨析历史中的人过着怎样的日子,有怎样的灵魂质地,这背后又蕴含着多大的悲怆和代价,这才是贾平凹写作《山本》的真正用意。牟宗三说,一个有文化生命的民族,不顾其文化生命,是一种悲哀,但一个民族如果有其最原初的最根源的文化,而我们又不信,也无从信,则是另一种悲哀。
《山本》没有掩藏这种悲哀,但它还告诉我们,在废墟之上思索和相信,远比空泛的悲哀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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