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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充满敬意地书写“孤独”

作者:傅小平   发布时间:2013年07月26日  来源:文学报  

“《黄雀记》是‘造街’行动的一项大工程,借它来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

记者:读《黄雀记》通篇没有读到“黄雀”;书名呼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谚语,却有着非常严肃的主题;关注青春期成长等社会问题,但显然体现了更为宏大的关注和追求。对这样一部颇为奇特的小说,相信读者都想知道它究竟是怎么“炼成”的。

苏童: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造的当然是香椿树街。以前的好多中短篇文本,包括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长篇《城北地带》,都是香椿树街系列,都是我造的街景。而这次的《黄雀记》,是造街行动的一项大工程,我为这条街道修建了一个广场,还有一座隐隐约约的庙堂,更多的居民停留在此,献上他们卑微的香火,以及卑微的祈愿,我借《黄雀记》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

记者:小说有所交叉地分章写了保润、柳生、白小姐三个主要人物。联想到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也是以人物对应章节切入叙述。《黄雀记》使用的是第三人称,您尽管提供了三种视角,但透过他们的视角,能直接而清楚感觉到作者的“在场”。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让各个人物都拥有那种“独一”的语调,并且让三种视角有一种“对立而统一”的呈现?

苏童:说是叙事也好,人物塑造也好,如果做得足够好,会有神奇的魅力,你能够倾听到人物的呼吸,能够闻到人物嘴里喷发的口气,在写作的过程中还会有其他奇迹,比如,你能够看着人物在你笔下一点点成长,最后比你更有威信,更有力量,变成你的老大。

我想象《黄雀记》的结构是三段体的,如果说形状,很像一个三角形。保润、柳生和白小姐是三个角,当然是锐角,失魂的祖父,则是这三角形的中心,或者底色。如果这三角形确实架构成功了,它理应是对立而统一的。

记者:这部小说我读得很慢,一开始还担心会在某个环节上停下,但它吸引我读了下去,而且越是读到后来,越是感觉出小说的劲道。我想这源于小说主题的展开、细节的呈现等都统摄在充满悬念的连环结构之中。另外,是同样体现在您其他小说里的那种特殊的带有南方气质的氛围使然。如果说读很多“快”的小说就像是看电影,镜头与镜头之间迅速切换,几乎看不出过渡。而您的小说近似照片式的呈现,有一个叠现、翻页的慢过程。

苏童:这部小说,我有节制地运用了悬念。果断上锁,慢慢开锁。小说的“快与慢”,是个叙事节奏问题。好的叙事节奏有标准吗?肯定没有。也少有人天生有那么好的节奏,我猜大多数是修改出来的。修改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冷静地抛弃写作过程中常有的文字自恋,自我批判一次,两次,直至无辜。一个令人舒适的叙事节奏,首先不是对阅读有益,而是对文本有益。

记者:小说内核是强奸案,您不做正面描述,而是影射的,旁敲侧击的,所以它的“不在场”,恰恰让小说里的人物,小说外的读者时刻感到它的“在场”。这起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特殊效果,和您早期写《米》的时候正面描写性与暴力的情形可谓大异其趣。当然,这样一个在时间之流中变得恍惚迷离的事件,让小说的叙述陷入了罗生门似的“迷阵”。小说人物因为这一事件有着错综复杂的交集,对他的叙述就会有很多重复,如何做到让这些重复不致成为累赘?

苏童:《黄雀记》里的水塔,未必构成了“罗生门”疑云。强奸事件很重要,但它仅仅是核心事件,不是小说的核心。一切都发生在强奸之后。三个当事人的生活都被乌云笼罩,但他们头顶的也许不是同一片乌云,所以,我以探讨一片片乌云的姿态,与读者一起探讨那起事件的后果,也就是“后来呢”的故事。

记者:冷幽默或者说荒诞笔法的运用,让您的叙述有举重若轻的感觉,这也是您写作技艺上的突破。当然从积极的方面看,最初的荒诞会生成最后的意义建构。这部小说给我的感觉是,荒诞本身也是被消解的。从本源上讲,强奸案事件本身是荒诞的,最大的荒诞则体现在,与强奸案有关的三个主要人物,在小说后半部里某种意义上成了“共谋”,用流行的话来说,他们是“亲密的敌人”,所以通篇读来给人一种消极的无意义感。

苏童:生活本身很沉重,压抑了一部分情感世界,所谓荒诞,消极,无意义,都是压抑的某种结果。柳生、保润和白小姐,其实不仅是一件冤案的甲乙丙三方,也是一个弱小者联盟,他们是亲密的敌人吗?也许是。只是香椿树街的弱小者,其生存砝码也大多弱小,没有太多东西可以交换,对于他们来说,做敌人容易,亲密其实很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点消极,消极就是其意义。

“我控制自己,坚决不捅泪腺,以免让读者流下任何廉价的即时性的眼泪”

记者:保润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主角。他经受的冤案,连带着让一个家庭陷入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深渊。出乎我预想的是,在小说里读不到同情。保润出狱后也是乖戾而邪门的,甚至有点面目可憎。感觉在您笔下,很少能感受到您对被命运捉弄的小人物,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物的同情,有时甚至会明显感觉到憎厌。您是否认为这就是生活的本相?或者在您看来,作家在写作中只要尊重事实即可,不必表现出个人在道德伦理上的倾向性?

苏童:我自己觉得在保润与白小姐身上,我的同情心已经明显地流露出来了。我只是控制自己,坚决不捅泪腺,以免让读者流下任何廉价的即时性的眼泪。生活的本相或者事实,从来不在作家的掌控之中,都是靠文本去发现,去辨析的。而作家道德伦理的倾向会以最自然的方式渗透在文本中,不必刻意表现,当然更不必去大喊大叫。

记者:小说最大的悬念是保润的“复仇”,这对于他并没有什么难度。但在处理“复仇”部分时,叙述变得延宕而游移。您的叙述让保润看上去有些残忍,又有着某种温情,他最后醉酒捅死柳生,也是在有意无意间完成的,似乎只是受了某种压抑不住的本能的驱使,或者再次做了一回命运的赌注。有意思的是,描述冤案发生前的保润时,您洞悉其心灵的幽微之处。出狱后的保润,则是用行动来“说话”的。感觉是一种反讽,保润的复仇体现出了哈姆雷特式犹豫不决的特点,却从未在心理挣扎上留下相仿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