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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娟:生死竟如此清晰

作者:杜文娟   发布时间:2017年06月29日  来源: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  

作者简介

杜文娟,女,祖籍陕西南郑,现居西安。著有长篇小说《红雪莲》《走向珠穆朗玛》,小说集《有梦相约》,长篇非虚构《阿里 阿里》《苹果 苹果》《祥瑞草原》等九部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百名青年艺术家之一。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有作品被翻译成英文藏文,并多次参加国际书展。

1

生死竟如此清晰

2009年7月29日下午,我在中国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一间朝南的办公室里,和副政委张毓育交谈。正说到高兴处,一位军官敲门进来,拿着一张纸,请张毓育签字。

我和张毓育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两张办公桌。从纸的背面隐隐约约看见了两个字,挽联。

但是我不确定,待她签完字。我说,张副政委,我能看看这张纸吗?

她把纸递给我,确实是一幅草拟的挽联。

英勇牺牲昆仑静穆痛英魂

为国捐躯千秋英名传万代

张毓育说,这位战士上山刚半年,是一位新兵,十九岁,老家在内地农村。五天前,一辆地方上的长途货车在219国道上翻车,司机卡在驾驶室出不来,希望部队援救。我们就派了几名战士执行任务。这位战士爬到驾驶室,用电锯切割车体,车厢的货物掉下来砸伤了战士的头部。当时战士只是头痛,没有特别反应,过了几个小时,就死了。这种事故几乎每年都发生,阿里高原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最忍受不住的是处理战友的后事。这位战士的父母接到电话,就从老家省会城市转乘飞机到拉萨,昨天已经从拉萨乘汽车往阿里这边赶。再过两天,他们就该到了,战士的遗体还在太平间躺着,唉……

张毓育沉默下来,我也沉默下来。很长时间,我们面对面,默然无语。

窗外是辽阔的戈壁滩,戈壁尽头,是逶迤的雪山。雪山一会暗淡,一会灿烂,那是因为云彩与阳光,在高空相互替换,绘制出来的图案。

张毓育的战友张科,是八支队的军医,说起黄帅之死,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2002年4月,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奉命挺进阿里,养护和保通新藏公路叶城到萨嘎段。他们的专业术语叫上勤。从叶城到阿里,海拔一路飙升,路上遭遇暴风雪。张科是随队军医,和战友们一样,也出现了头痛脑涨等高原反应,只能忍着,不能让战友们看出来,以免动摇军心。还没到狮泉河镇,驾驶员黄帅因为长途驾驶,体力严重透支,出现感冒症状,他没有将病情告诉军医。感冒很快引起肺水肿,给他输液吸氧,作用不大,又出现脑水肿。

他陪同黄帅乘上卫生车,快速赶到狮泉河镇,住进医院抢救,病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八支队领导将他的病情报告给中国武警总部,从兰州军区派来一架黑鹰直升机,要把黄帅和另外两名重病患者接到内地抢救。

飞机还没有飞越昆仑山,抵达神山下的狮泉河畔,黄帅就痛苦的闭上了眼睛。黄帅才二十五岁,是一位新婚不久的新郎官,妻子刚有身孕。黄帅牺牲以后,按照他的遗愿,将遗体安葬在新疆叶城烈士陵园,那里也是新藏公路零公里处。

张科对我说,也是一位年轻战士,非正常死亡。躺在太平间等父母来看最后一眼。战士的父母从四川老家千里迢迢赶到阿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战友们都去搀扶母亲。而那位父亲,自从见到儿子的遗体,就没有见他流一滴眼泪。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走到儿子的遗体前,揭开洁白的布单,仔细的看着儿子,然后举起右手,向儿子的脸上打去。

一边打,一边狼一般的吼道——你有啥资格死在娘老子前头。

父亲踉踉跄跄向太平间门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就顺着门框滑下去,两只眼角,同时挂着两滴粘稠的血珠。

四十多岁的父母,一夜之间,仅仅是一夜之间,黑头发全部变成了白头发。

张科还讲起一个久远的故事,那就是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病症。他说当年李狄三他们全身红肿,流出黄水,开始总觉得吃不饱,后来不吃东西,肚子也鼓胀难受。按照病情分析,也是高原病。

张科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他却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个战友离他而去,每当想起,就痛苦不堪,高原病是世界难题,他一直在寻求突破。

张毅活着的时候,给我讲过战友张群的死亡。

张群是陕西汉中人,曾在西藏当过兵,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毕业,2006年阿里公务员招考,面试的那一天,他对主考官说,让他第一个面试,面试完以后要举行婚礼。2010年10月,已经是地区纪委副主任的他,在办公室值班,有人打电话叫他吃饭,他说再等一会。过了不久,他把电话打了过来,说自己站不起来。几分钟以后,他被送到地区医院,不治身亡,时年三十二岁,病因是心脏病突发。

张群的哥哥从内地赶到阿里,与同事朋友一起,找来汽车轮胎、菜油,放在钢丝床上焚烧,烧了很长时间,尸体还是烧不化,连背上的衣服都清晰可见,许多人不忍再看,纷纷离去。哥哥和几位要好的朋友,架上更多的轮胎,浇上更多的菜油,才火化完毕。一部分骨灰送回老家,一部分留在阿里。

腾新泉,是一位美丽的女性,生前是阿里地区日土县财政局局长。1965年出生于老家陕西泾阳。父亲是阿里地区行署驾驶员,在她出生九天后,就踏上了漫漫昆仑路,赶往阿里上班,母亲随后也到了阿里。她和养父母一起生活,在老家上学。1984年,腾新泉高中毕业,从老家到阿里参加招干考试,以优异成绩考取,被分配到日土县粮食局工作。经常是一盏煤油灯,一把算盘,一堆牦牛粪火,伴随她度过了一个个长夜。由于刻苦好学,珠算曾通过国家三级考试。2000年5月,调到财政局工作。

2004年8月23日,滕新泉在上班路上忽然倒地,被人送进县医院,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心肌缺血、心肌炎,及胃溃疡等多种疾病。医生建议她尽快到内地,或到新疆叶城、喀什等低海拔地区疗养治病。她在县医院只住了五天院,就回单位上班。8月30日上午,感到身体不适,独自到医院检查,医生再次告诫她病情危险,要抓紧时间到内地医院治疗。出医院大门几十米,又倒了下去,这一次,再也没有起来。滕新泉去世的时候,刚满三十九岁,正当女人花开得艳丽的时候。

2010年8月,我第二次到阿里。阿里地委宣传部办公室姚主任对我说,阿里歌舞剧团一位女演员,五十多岁,一次下乡到牧区,为牧民独唱一首《洁白的哈达》,唱到高音处,一口气上不来,倒在舞台上就死了。丈夫在文化局工作。

我便打出租车到文化局,星期天大家不上班,门卫是位中年藏族男子,他听不大懂我的汉语,我更听不懂他的藏语,比划一阵,没有收获。只好独自在街上闲逛,当我走到宽阔的广场上时,一组雕塑吸引了我。雕塑上有一位藏族女子,双手捧着一条哈达,高高的举过头顶。神情专注,哈达飘逸。

绕着雕塑转了一圈,仰望那女子,女子便在蓝天白云里了。觉得那女子正在唱歌,正在跳舞。唱的歌叫《洁白的哈达》,跳的舞,则是阿里独特的舞蹈,宣舞。

2010年隆冬,一个美妙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她叫刘兴秀,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曾经两次援藏,前后历时五年。她在给我朗读她的《云天之冠》。这是她在援藏期间,用理性的文字,感性的情感,写出来的一本心灵感悟之书。她的声音是那样悦耳,情绪是那样饱满。

朗读自己撞车经历的时候,依然很流畅,好像这些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跟她没有一点关系。而读到才旺拉和尼玛拉的时候,停顿了好几次。

她的一再停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不管是才旺拉还是尼玛拉,都不是一个藏族男人的全名,而是对朋友的昵称,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忽然,我看到了她眼镜片后面晶莹的泪光。

她合上书本,伤心的对我说,援藏期间游历阿里的时候,才旺拉和尼玛拉为她提供过车辆,几年前,才旺拉去世了,才旺拉的去世听起来不可信。才旺拉的一个朋友跟他借车,才旺拉怕朋友对车况不熟悉,就主动陪同这位朋友出车。朋友的家人去世了,要送到神山冈仁波齐的天葬台天葬。车还没到天葬台,运送尸体的车就翻了,才旺拉和朋友全都死了。这一天,天葬台一连天葬了他们三个人。

她停在那里,把书放在膝盖上,封面是白雪皑皑的雪峰,淡蓝色的底色。我知道,这是她在青藏高原,从飞机上俯拍到的照片。

我们两人安静的坐着,一言不发。

2011年1月1日,我乘汽车从石家庄到保定。保定市农业局副调研员翁树文接待了我。他于2001年作为第三批技术援藏人员到阿里工作,因为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突出贡献,经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推荐,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翁树文给我讲他在狮泉河镇培育蔬菜的经历,讲述过程中,提到了两个人,一位是当时的地委副书记薛元亮,一位是地区农牧局局长许建平,他说薛书记和许局长对他工作很支持,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薛元亮,生前任阿里地委副书记。1957年出生,山西省岚县人。2000年10月,调任阿里之前,任昌都地区贡觉县委书记。按照有关规定,到阿里地区工作的干部,事先都要进行严格体检,薛元亮体检合格。2001年5月3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大家庭》,播出过对薛元亮的采访。他对记者如数家珍的介绍了阿里的现状,并对阿里经济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展望。2003年4月,薛元亮感到身体不适,胸痛、胸闷、心慌,脸色、嘴唇发紫,地委立即将他送往拉萨,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治疗,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还是没有能挽救他的生命。

许建平的老家在四川内江。父母都参加过抗美援朝,父亲是汽车兵,母亲是卫生员。从朝鲜战场直接到了青藏高原,支援大西北建设,他属于藏二代。许建平1961年出生在青海省格尔木,两岁随父母到了拉萨。1984年从西藏农牧学院兽医专业毕业,分配到阿里农牧系统工作。

许建平在阿里工作期间,跑遍了阿里的全部村庄。有一次下乡,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迷了路,他与另一名同事洪雪峰,背靠背在雪地里冻了一夜,差点冻死。由于长期骑马下乡,两条腿站不直,变成了罗圈腿。

翁树文援藏结束回到河北以后,和许局长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打电话,发短信。许局长每次到北京出差,他都要到北京把许局长接到保定,尽其地主之谊。自从2009年春季以后,再也没有接到许局长的电话,发给他短信也不回。直到这一年秋天,阿里地区农业系统有人到河北农业大学进修,酒桌上问起许局长,有人告诉他许局长已经去世,他震惊得不知道端起酒杯,还是放下酒杯。

他反复问了不同的人,得出的答案是相同的。2009年春季,许建平到拉萨开会,返回阿里的路上翻车死亡。翻车地点距离狮泉河镇只有两公里。

翁树文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掏出手机,给我看许局长的手机号码。并说,我不想删除这个号码。只有到过西藏的人,到过阿里的人,才知道什么叫感情。

我在阿里的时候,去过地区农牧局,一进大门,有一个照壁,上书“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大门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石狮子,听说就是在许局长和其他几位职工非正常死亡以后,为了正邪,才放置的。

我在阿里采访的日日夜夜里,不但天天听到死亡,还亲身经历过死亡。

2011年6月7日,我随阿里地区医院120救护车,前往80公里以外的那木村大阪,抢救一位货车司机。司机是一位二十四岁的日喀则藏族民工,从地区拉水泥到普兰,在下大阪的一个拐弯处翻车。11点40分,我们赶到事发现场,天上飘着雪花。

驾驶室坐着三个人,只有司机伤得严重。其余两人把他平放在卡垫上,头部有伤痕,但没有流血,腹部有血迹。眼睛很有神,一脸平静的样子,左手腕上有一串菩提佛珠。他被立即抬上救护车,两位女医师为他输氧输液。车过沙子大阪的时候,伤者哭泣,医生安慰他,快到医院了,马上就好了。

12点45分,赶到地区医院大门口,伤者被抬上二楼B超室,十多分钟以后出来,下楼拐弯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微闭,只看见白眼仁,不见黑色,我意识到了危险。抬出100多米后,才进到急救室。依然输氧输液,却不见输血。我觉得奇怪,站在门外,想拍一张照片。刚举起相机,一位年轻藏族小伙子飞奔到我身边,举起拳头向我脸上砸来,我快速闪开,拳头最终没有打到脸上,却引来一片哗然。人们纷纷向我投来厌恶、仇恨的目光,我知趣的跑出医院。

三天以后,忍不住给医院一位医生打去电话,询问司机情况,被告知,小伙子当天下午四点钟去世。

医生说,没有输血的原因,是阿里至今没有血库,也没有条件做开颅手术,如果这两样条件都具备,司机应该不会死亡。

在《阿里 阿里》采访和成书过程中,听到的死亡太多太多。有一次,一位熟人一见到我就对我说,文娟,你知道吗?噶尔县旁边那家火锅店老板在新藏公路上翻车死了。

我盯着她看了许久,然后对她说,请别再对我说死亡。

2

告别不了的阿里

也许是上天安排,让我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从采访到成书的两年多时间里,流了太多的泪,感念太多的人,以至于身心疲惫,神情恍惚,发生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几乎使我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2011年底完稿以后,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并发誓再也不写阿里的文字,不回答与阿里有关的任何问题。

生活就像奔腾的河流,现实就在波光里。

2012年8月22日上午11点左右,一位援藏干部打来电话,第一句就说:告诉你一件不幸的事。

大脑一片空白。然后,我和他似乎都沉默了一会,接着他说:噶尔县委书记张宇去世了。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在胡说。接着否定了自己,一位严谨的援藏干部,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我明显感到了自己的停滞、惊愕、恐惧。

时间在这一刻显得漫长而艰难,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说:不会吧,怎么会这样?

接着,我把电话打给阿里地区医院的罗蒙大夫,他是陕西一位援藏医生,这么大的事,他不会不知道。

罗蒙大夫证实了张书记的死亡,并说自己正往医院太平间赶,死亡原因不大清楚。

当天晚一些时候,看到一位援藏干部的QQ空间里对当时情景的描述:早上10点50分接到电话,让马上到噶尔县武装部,张宇书记去世了。赶快开车过去,一路上大脑里推测着各种可能,最大的可能只能是交通事故。用了五分钟,赶到武装部,冷酷的现实不得不让人相信了。9点40分,同事叫张书记吃早饭时发现房门开着,他趴在宿舍地上,半个身子还在门口,手中攥着几片花盆里的树叶。阿里军分区卫生人员五分钟后赶到,实施抢救,回天乏术。

8月24日下午,阿里地区政府网站头条新闻就是《噶尔县委书记张宇同志因公牺牲》。简要如下:陕西省第六批援藏干部、噶尔县委书记张宇同志因突发心脑血管意外,不幸于2012年8月22日10时26分因公牺牲。张宇同志1968年7月出生,199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宝鸡市金台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宝鸡市委副秘书长等职务,2010年5月援藏阿里。张宇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担任噶尔县委书记期间,为推动噶尔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噶尔发展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为书写《阿里 阿里》,曾经三次前往阿里,接触到许多阿里当地人、边防战士、老西藏、援藏干部,与许多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张宇就是其中一位。

有人对我说,2011年初,噶尔县发生大范围降雪,群众生命财产面临巨大损失,正在内地休假的张宇带领第六批援藏干部提前返回噶尔,指导抗击雪灾工作,确保了雪灾中无人员死亡,保证了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011年端午节期间,我随张宇一行慰问几个边防连队和哨所,前往某边防哨所的路上,要经过一大片戈壁滩,远远看见几顶帐篷上炊烟袅袅,几只牧羊犬向我们奔跑而来,其中一只三条腿的牧羊犬,大概许久没有见到陌生人和事了,新奇得与我们的越野车赛跑。张宇感叹道,这么荒凉的地方,还有人放牧,老百姓真不容易,咱们得加大牧草种植,将更多的牦牛和羊圈养起来,让牧民少受些苦。

到了边防哨所,张书记和县上领导一起,逐个向边防战士敬献哈达,在展开的大比例地图前,与部队官兵屈膝而谈。他说,坚决不能从实际控制线后退半步,关键的时候,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有困难,给县上说。

从边防哨所到边防营,途经更加广阔的戈壁滩,远处的雪山连绵不断。司机说,雪山那边就是印度,雪山下的那群羊,就是印度牧民的羊群。

大伙努力去看,也没有看清印度羊和中国羊的区别。

张宇说,当兵就要在阿里当,天下哪有比阿里更壮美辽阔的地方,人人都说林芝是西藏的江南,我认为阿里比林芝好,就是氧气少一点。

我大笑不止,氧气可不是小事,就是因为缺氧,咱们坐在车上还喘粗气,笑了第一声,还不知道第二声能不能笑出来。

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他用笔在纸上给我画出大小不一的图形,说要为扎西岗乡典角村40户158人修建安居房,每户60平方米到120平方米不等,两户一盖,上下两层结构,自然分布,此项工作到2012年底全部结束。在边境村盖房修路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需要报请地方政府、阿里军分区、南疆军区、兰州军区,还需中央军委同意。先在典角村建起宽敞明亮的新房,以此为示范,逐渐推广到其他边境村。这是共产党与国大党的对比,中国与印度的对比。

某一天,一位朋友从阿里打来电话,惊喜得对我说,噶尔县竟然有了报纸和电视节目,电视效果比阿里地区电视台好多了。接着他说,藏语主持人是从佐佐乡调过来的,设备是用阿里地区电视台的另一个频率,开始搞不清怎么安排节目,就研究中央一台新闻程序,张宇书记亲自把关。

张宇在他的施政方略中提出“建设藏西中心城市、建设阿里经济强县、建设边境模范县”,并要“打造西藏最干净城市”。我对噶尔县城和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的环境卫生变化深有体会。几年前,阿里曾经明文规定,禁止人畜在街道大小便。现在,走在阿里的大街小巷,除过空气稀薄,缺树少草以外,洁净程度与内地城镇别无二致。

沉思良久,觉得张宇的牺牲是一个特例,在阿里又是那样普遍。张宇如果不那么操劳,不那么事必躬亲,结果或许不会如此。

无独有偶,另一位朋友张毅,因为车祸,命丧青藏高原。

张毅是我在阿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刚到阿里地委食堂就餐,默默而来,静静而去。一次吃完饭,我将餐巾纸主动递给对面一位男士。他问我是不是地区档案局新分来的,我说想找老西藏聊聊,他说那你得找王惠生,王惠生在阿里被称为活着的孔繁森。

我问王惠生在哪里,他说已经回北京了,因为患有高原病,再也回不了阿里,你得去北京找他。接着他帮我查找王惠生儿子的电话。

从此以后,经常叨扰张毅。需要打印稿件,直接到他办公室打印,需要找谁的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有一次,他马上要下乡了,我说书稿得由阿里地委宣传部加盖公章,证明没有政治问题,再拿到西藏自治区委宣传部盖章,才能保证顺利出版。

他问我怎样写。

我说写上没有政治问题,同意出版发表。

他把书稿放在膝盖上,在封面上写了这句话,并陪我到地委宣传部,找到相关领导,给书稿加盖了公章。

2012年6月底,我在北京朝阳区鲁迅文学院小住,得知阿里一位熟人在中央党校学习,电话联系后,对方说,一会我和张毅去看你。我大声欢呼,张毅也在北京啊。

没过多久,一辆安徽宿州牌照的白色小汽车载着三位男士而来,张毅说这是他回内地休假刚买的车,挂的是老家牌照。我对他说喝酒后可不能开车,他说杜姐你放心,刚才是同学开来的。

离别的时候,我们在鲁迅塑像前合影,他挨我的距离有点近。莫名其妙的,有一丝不祥的念头闪现。那一丝不祥或者不安里,夹杂着害怕,怕他把车开到千山之巅万水之源的阿里。

2013年最初几日,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光,依然在北京采访。闲暇时分,想起那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熟人,短信刚刚发出,电话就打了过来。

寒暄几句以后,他说,张毅走了。

我愣了一下,接着问,张毅调到哪里了?

他说,到另一个世界了。

停顿,沉默。我说,不可能。

对方说,车祸,他和妻子乘一辆车,都走了。

我深深吸进一口冷气,接着说,不会吧,不会吧,他俩可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怎么会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在房间转来转去,张毅的面容总是浮在眼前,声音那样可亲,态度那样谦和。坐卧不宁中发现了一盒香烟,前一天媒体来房间采访拉下的,还剩两支,点燃以后,放在面盆上,双手合十。念想张毅两口子怎么会走呢,留下双胞胎女儿怎么办啊。焦急之中,试着打张毅的手机,提示音是转入秘书台。

次日中午,刚从北京返回西安,手机骤响,一个陌生号码,一个张毅来电,愕然之中,反拨了张毅手机。一个女声说,杜姐,我是张毅的爱人赵晓琴。

震惊之中,连连说道,晓琴,听到你的声音有一些欣慰,他们说你和张毅乘同一辆车。

晓琴说,我从拉萨乘火车先回老家了。他们三个人换着开车,连夜从阿里往安徽赶,2012年12月25日清晨,离西宁不远的地方,车毁人亡。

我问,是你家那辆新车吗?

晓琴说,是啊,杜姐,你说张毅平时办事都很谨慎,咋就这么不小心啊。人咋就不能活两世啊,咋就不让我替他死啊。

我说,其实车和人一样,从高海拔到低海拔,都有个适应过程,人也在醉氧期,怎么能跑长途啊。

晓琴说,我好失败啊,我们是为理想去西藏的啊,现在理想、爱人,什么都没有啦。杜姐,你写的什么文章啊,不到西藏后悔一辈子,到了西藏一辈子后悔,我后悔啊……

无法安抚晓琴的伤痛,翻找到以前为他俩写下的文字,以此纪念:

张毅中专毕业以后,没有像父亲和姐姐一样,在安徽宿州老家当教师,他要去当兵。当兵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北京、湖北、西藏。父母不同意他当兵,如果当兵,只能去北京,坚决不能到西藏。

张毅当兵就是为了到西藏,歌声中的西藏多么美好。

他在拉萨的部队里,当过装甲步兵、通讯员、文书。后来他发现,部队大学生在地方特别受欢迎,就考上了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

在西藏,有个说法,西藏大学是藏族人的北大,咸阳西藏民族学院是藏族人的清华,中央民族大学,是藏族人的哈佛。

很快,张毅的组织能力和高度的情商,就体现了出来。早在老家上中专的时候,就是一名党员,部队生活经历,使他如虎添翼,不但当上了经济系团支部书记,还当上了系学生会主席。直到大学毕业的2004年,同学们为他过二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政法系学生会主席赵晓琴也过生日,本来就情意渐浓的两个人,惊喜的发现,两人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部队大学生分配要去最艰苦的地方,那曲、阿里,是西藏七个地区中最艰苦的地区。张毅来到阿里,分配到噶尔县工作。到了阿里以后,发现人们对阿里的传说几乎属实。省一样大的面积,乡镇一样少的人口,搞着现代化建设,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女友赵晓琴,已经在拉萨八一学校上班,爱情的力量促使她放弃了拉萨的生活,追随张毅前往阿里。从拉萨出发,走到措勤地界,就泪眼朦胧。高处是雪山,低处是戈壁,无边无垠,寸草不生,哪里是尽头,哪里能生存。到了县城,终于可以打通电话,晓琴一听到张毅的声音,就大哭不止。

两人终于在清澈蜿蜒的狮泉河畔牵手,艰苦的环境让他们更懂得珍惜,更知道生命的价值。2008年6月6日,赵晓琴在山东单县老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两个天使般的女儿,跟张毅的父母生活在安徽宿州。

张毅家已经是四世同堂,耄耋之年的爷爷,退休在家的父母,聪明伶俐的女儿,唯独顶梁柱的张毅和妻子赵晓琴工作生活在阿里。小两口把一双女儿的照片,制作成一幅巨大的张贴画,贴在客厅的墙上,一进家门,就能看见。

三十刚出头的张毅和赵晓琴,与众多的阿里同龄人一样,工作勤奋,朝气蓬勃,逐渐成为阿里干部队伍的中间力量。张毅刚从阿里地委调离,到昆沙乡挂职。妻子则在昆沙机场公安处,担任主任职务。

偶尔,在狮泉河镇的街道上碰见他俩,打过招呼以后,转过身去,看见他俩渐行渐远,总觉得俩人中间显得空旷,那空旷里,似乎缺些什么。

3

折翅的雄鹰

1994年11月29日,原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在新疆塔城地区考察途中不幸以身殉职,终年五十岁。孔繁森的骨灰分别安葬在山东聊城和西藏拉萨。阿里人民为了纪念他,在狮泉河烈士陵园为他修建了衣冠冢。孔繁森是建国以来继雷锋、焦裕禄之后,宣传力度最大的英雄模范人物,他的事迹深入人心。从此以后,阿里与孔繁森的名字紧紧相连,飞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很多场合,与人说起阿里,总有人一脸茫然,但说起孔繁森工作的地方,就恍然大悟。

一位曾经的援藏领队对我说,他特别能理解孔繁森为什么再次援藏,是因为对西藏那片土地上的人感情太深。在西藏工作的时候,不觉得什么,离开以后,才觉得愧疚,应该为西藏作更多的工作。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阿里人个个都是孔繁森,都是阿里高原翱翔的雄鹰。众所周知,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高原,就是躺着不动,也会心慌气短,头痛脑涨,失去高级思维,反应木讷,行动迟缓。

阿里军分区一位前司令告诉我一件真实的事,一位首长到阿里视察工作,问一位战士,中午吃的什么饭。战士张了好一会嘴,才回答,米饭。

首长当场训斥军分区领导,怎么带的兵,跟傻子一样。

待首长走过所有边防连队,离开阿里的时候,望着战士流血的嘴唇,粗糙的脸庞,握着战士黢黑的双手,哽咽着对战士们说,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共和国最可爱的军人。

在内地有人问手机号码或身份证号码,都会流利的背出来,而在阿里,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在阿里的采访记录许多字都用拼音代替,回到内地,再看那些拼音,脸红不止。记得2011年端午节前后,在阿里迎宾馆给一位同学打电话,对方说,你干什么哩,喘得跟母牛生犊似的。我说盖了两床被子,压得慌。对方说,神经病啊,六月天盖两床被子。我说这算什么,阿里流传甚广的笑话是,背着氧气瓶做爱,曾经有因为做爱累死的人哩。

在阿里,只要超负荷劳动,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结果只有一条,那就是死亡。在阿里高原,死亡像感冒一样普通,像影子一样与鲜活的生命紧紧相随。

回到内地,我常常被问到,阿里既然是生命禁区,为什么还生活工作着九万子民,为什么不将他们移居到适合人生存的地方,驻守一些边防战士就可以了。

我回答他们,那里是中国、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地区交界的地方,地处西亚和南亚之间,有的地方属于争议区,政治军事位置非常重要。生活在阿里的人,实际上在牵制和抵御外来势力对国土的觊觎,放牧就是巡逻,巡逻就是站岗,身处边疆的人,最能体会寸土必争的神圣。只有边疆稳固,才能发展经济,国家才会强大。众多阿里人守边固土,付出了青春乃至生命,才换来内地的繁荣和富庶。

2010年底,阿里地委一位领导对我说,阿里近三年来,因高原病和翻车死亡54名干部,其中18人是县处级以上干部。

一位多年从事高原病研究的部队医生给出一串数字。在高原连续工作8年以上的人,高山适应不全症100%,高原心脏病90%以上,血色素增高90%以上,普遍有心律不齐、血压升高、血脂升高、脱发、脱齿现象,胃炎、关节炎、结石等疾病也很普遍。

阿里的所有生命都非常脆弱,生的艰难,死的容易。成人如此,母腹中的胎儿也深受其害。走访孔繁森小学的时候,到春晓老师家做客,春晓的丈夫叫格列,是一位边防武警。格列用伤感的语调对我说,结婚八年来,春晓先后怀孕六次,五次流产,好不容易产下一个男孩,三天后,因为缺氧,在他的怀抱中死去。

任富山的老家在陕西韩城,目前在户县生活。1972年他从老家当兵到新疆喀什,1973年随部队到藏北改则县一带执行测绘任务,后来到普兰边防连工作,1978年复员到阿里地区工作。2003年,已经是阿里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他,却因心脏病严重,再也无法胜任高原工作,只好回到内地养病。这一年,他五十二岁,属于男人的黄金年龄。

任富山说,在高原干到退休才回内地的人,因为身体内部器官已经不适应内地环境,有“三五八”三道关,即三年、五年、八年。有些人过不去这三关就走了,如能过了这三关,问题就不大。退休回内地的人,每年到海拔稍微高的地区生活一段时间,情况会好一些。

和任富山交谈的一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讲他刚回内地时的经历。

他说那个时候,他常常休克。好好的正在吃饭,或正在说话,身体就不听使唤了。倒在地上人事不知。掌握发病规律以后,就告诉家人,发病以后,躺着别动,先打120,医生来了以后,再实施抢救。几家大医院对他这种病都无可奈何,有人介绍他吃一种部队生产的保健药,坚持服药三年,到2006年夏天,身体就完全康复了。

大概因为这种药挽救了他的性命,他反复介绍药的疗程、使用方法。我开玩笑说,你比广告商都敬业。

资料表明,在西藏死亡的干部职工中,死因大多为车祸和高原性疾病。翻车、高原病,在青藏高原,尤其在阿里地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孔繁森翻车死亡,才旺拉翻车死亡,许建平翻车死亡,张毅翻车死亡……

如此多的人为什么会翻车死亡,在我看来,高原病是高海拔地区人们的最大杀手,车祸是高原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恶劣的交通条件是又一帮凶。

2010年7月,阿里昆沙机场通航之前,汽车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

狮泉河镇距拉萨1750公里,近两年柏油路才铺通。距新疆首府乌鲁木齐2800公里,距新藏公路的起点叶城1060公里。这样远的路程,放在内地,车况再差的汽车,也就是三四天时间,或更短时间就能到达。

阿里四周有四列著名的大山环绕,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四列山脉一列比一列高峻嶙峋,随处可见5000米、6000米以上的雪峰,不管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抵达阿里,都是难于上青天的壮举,县级和乡级公路大多还是砂石简易路。

汽车在高原,跟人一样,也会发生高原反应,零部件常常出现稀奇古怪的异常。水管结冰,油泵冻裂,车轮爆胎,马达不响,刹车不灵,在内地想象不到的事故,在高原都可能发生。加上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司乘人员会发生高原反应,从高海拔到低海拔会发生醉氧,司乘人员和车辆都处于非正常状态,交通事故自然会频发。

许多人对我说,阿里的司机非常敬业,把车看得很重,一般不让别人开他的车。车一旦上路,乘客的命就掌握在司机手中。为了赶路,连续奔波一千多公里是常事,下车休息时,司机腰酸背痛,十指僵硬,双腿不能活动,有的被抬着下车。

在阿里坐车,不但要有一副好身板,还要有一个好屁股,女人在生理期乘车,更是一种折磨。乘车人如此,司机谈何容易。

阿里高寒缺氧,少有绿色,景色单一,司乘人员容易出现审美疲劳。雪崩、冰雹、泥石流、冰河、沼泽,发情期的野毛驴、野马、牦牛、狼等,冷不防的横冲直闯,稍不注意,就会车毁人亡。

阿里地区劳动局一位干部讲起朋友的死亡,依然痛苦不堪。翻车以后,朋友从车里爬出来,还能站着行走。另一辆车得到消息,前去营救。车开到一半,发现汽油不够,回去给车加油。加完油以后,再去救助,发现医疗器械没有带够。等所有东西都备齐,把朋友送到医院,已经过了五个多小时,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他还对我说,从阿里转往拉萨和叶城的病人,许多都死在颠簸的路上。

这样高的海拔,这样恶劣的路况,就是铁打的人,精密度再高的汽车,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睛,也会一筹莫展,望阿里兴叹。

家喻户晓的电影《孔繁森》,是在西藏境内取景,包括阿里。但没有任何一位演员到过阿里,更没有在阿里实地拍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阿里对于外界的陌生和遥远。

加之当地医疗条件差,翻车造成的胸腔出血、颅内出血,在阿里难以得到及时救治,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同事、亲人,倒在自己的怀中,大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奈和悲怆。

援藏医生王建华和杨福泉,都对我谈到阿里人面对死亡的态度。

王建华说,他在阿里地区医院上班的时候,一位十岁左右的孩子肚子里长满了虫子,医治无效死亡。孩子的父亲用羊皮袄把孩子一裹,抱着孩子就走了,他看着心里很凄凉。

医院对这种情况也很少过问,放在内地,对死亡病例,要认真分析,避免下次再度发生。但在阿里,似乎少有。

他还谈到自己的切身体验,作为主治医生的他,经常给患者做手术。如果在内地,医生做手术,其他医生和护士都会在一旁观摩,认真学习,生怕学不到技术,掌握不到真本事。而在阿里,他做手术,只有配合的医生和护士在旁边,其他人全都不见踪影。对于医疗技术,很少有人主动学习,更不用说请教了。当地医疗人员,对援藏医生有依赖思想。

杨福泉也说,阿里与内地医疗上的最大不同,就是阿里几乎没有医疗纠纷。

两位医生分析,阿里人对死亡的这种态度,大概与他们长期受宗教思想影响有关,重生轻死,相信人死亡以后会有来世和轮回。另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重的摧残着人的身心。身体变得脆弱,思维变得木讷,身心疲惫,缺乏激情。面对死亡,麻木淡然。物质生活匮乏,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饥寒交迫下的生命,漠视死亡是一种常态。

很长一段时间,想起阿里,就会想起生命的消失。那些曾经鲜活得如同雪莲花一般的生命,匆匆而来,稍纵即逝。那些灵魂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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