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调研座谈会在山东临沂召开。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与参加“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的作家代表们进行座谈。座谈会上，作家们先后发言，分享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感悟，探讨山乡巨变题材创作的新可能。以下为部分作家发言选摘，以飨读者。

陈仓：那座大厦再高也没有家乡的山高

　　我从《父亲进城》开始“进城”“扎根”“回乡”三个系列的写作。我的父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2011年，我将他接到西安和上海过年，这是他第一次进城。我们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看到一个金碗，我说这个碗是金子做的，非常值钱。他说，碗不能用来吃饭有什么用?我站在东方明珠向他介绍，金茂大厦有88层那么高，他说再高也没有家乡的山高。我谈到家门前的那条河从秦岭山中流出，经过丹江、汉江、长江，汇集到上海流进海里，他就追问，河水天天往海里流，海水又流到哪里去了?

　　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晚上都会陪父亲睡觉，给他暖脚。等他睡着了，我就把这些父子之间的故事，写成“进城系列”的第一篇。2015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进城系列”共8本，主要书写了进城务工人员的不适应和苦苦挣扎，反映了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之间的冲突。我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致我们回不去的故乡”。

　　父亲是一个文盲，但是他说的这些话却道出了事物的本质。我想，这是因为他一生都在乡村生活，和土地打交道，他所有的看法都以土地为参照。这里所说的“土地”，是指长庄稼、药材、花草树木，孕育风俗民情的土地，是天然的、原生态土地。这不禁让我思考，是不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被变形、扭曲和演绎，从而离赖以生存的土地越来越远?很多人仿佛已经忘记了土地的根本功能是繁衍生息万物生灵，乡土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根基。

　　因此，我又开始了第二个系列“扎根系列”的写作。故乡回不去了，我们只能扎根，再造一个“新故乡”。我对如何“扎根”最开始的想法是将异乡变成故乡。有一个说法，亲人所埋葬的地方才是故乡。我的岳父是上海人，在下葬的时候，我的名字被刻在他的墓碑上，当我将他的墓碑一半埋进土里的时候，我感觉这块墓碑似乎像我的根一样扎了下去。

　　后来我慢慢地发现，这个根扎得很浅很浅。我觉得，真正的故乡，不仅应该有人在这里去世，还应该有人在这里出生，更应该在这里工作、生活、老去。后来，我又写出了《地下三尺》《从前有座庙》《再见白素贞》《后土寺》等书。我刚刚发表在《十月》杂志并即将在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36万字长篇小说《浮生》，是“扎根系列”的终结篇，讲述两位进城的年轻人，在他乡如何再造一个新故乡。

　　我写过一首诗叫《两个碑》，大意是：我漂泊的一生可能需要两个坟墓/一个要用故乡的黄土安埋我的灵魂/一个要用他乡的火焰焚化我的肉体……意思是，出身乡村的人，只有回到故乡，肉体和灵魂才不会分裂。所以，对于进城者而言，最好的方式是“回到故乡去”，重建、振兴和唤醒衰败的故乡。于是，在中国作协的倡导和号召下，我又开启了第三个阶段的写作，即“回乡”系列，或者为“乡村振兴”系列。

　　那么，什么样的故乡才回得去呢?我觉得这不仅是经济问题，因为现在的乡村，已经基本脱贫，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社会保障也很好，没有任何上缴款，农村医疗保险可以报销70%左右。可以说，物质相对而言已经比较丰富了。但年轻人还是不想回去，应该有教育资源和就业等问题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价值观的问题，导致了乡民们的告老不还乡、自然环境的破坏、民俗文化的淡化，这些因素使得乡土文明越来越衰败和荒凉。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作协推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就非常及时且富有意义。希望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传播一种热爱土地的价值观，呼唤乡土文明的回归和复兴，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精神动力。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发扬乡土文明之光呢?我用《拯救父亲》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父亲生病住院，陷入昏迷的时候，他的手一会儿抓一抓，一会儿揪一揪，我看到这些动作的时候觉得特别眼熟。我姐告诉我，他是在摘扁豆、掰包谷、劈柴火，这都是一些在乡村种地和生活的动作。一个躺在病床上不忘种庄稼的农民，一个把自己和种子一起一点点地种进土地的农民，他种地是为了吃吗?是为了钱吗?是为了享乐吗?其实都不是，这是对土地和庄稼的热爱。每次我想让他进城的时候，他总是说，地里的麦子要割了，家里的鸡没有人照看，每次从昏迷中醒过来，他也是吵着要回家，因为他放心不下家里的那些土地，离开那些土地他的生命就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我希望在“乡村振兴”系列中继续呼唤大家要热爱乡村，热爱土地。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城里还是乡下人，我们的吃穿用度莫不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热爱可以重新点燃乡土文明之光，热爱让我们不仅能回得去、留得下、守得住、活得好，还可以安得了心魂。热爱就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刘玉栋：新时代的山乡，有很多故事需要讲述，有很多人物值得呈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现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农村的变化。我尽管住在城里，但一直关注着农村、农民和土地，我多次跟随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学志愿者服务队深入农村，去感受农村的现实。近几年的变化，对于我这个从小在农村成长、青年就创作乡土小说的人来说，感受巨大。生产方式、居住环境、生活水平、街道绿化、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等，天翻地覆的发展变化震撼着我。新时代的农民也早已不是传统印象中的农民，他们大都受过不错的教育，跟生活在城里的人没有太大差别，好多年轻的农民都在城里买了房子。手机、电脑、网络、燃气、自来水等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使得城乡达到深度融合。去年，中国作家协会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最切合实际的工作之一，新时代乡土文学需要作家“深扎”，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回应时代；作家也需要运用文学手法，发掘不同题材，把发生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故事讲好。

　　具体到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作品的创作，还是要重视写什么和怎么写。一个是内容方面，人物、故事、背景、思想、精神、情感；一个是技术方面，语言、细节、结构、形式等。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这两方面做得都好，均衡交融、相辅相成。

　　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作品的创作也不会例外，首先还是人物，应该发掘并塑造时代变化中的新人形象。一些书写农村的小说中的人物，像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和茅盾《春蚕》中的老通宝，两个人物形象饱满生动，成功地折射出了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现实；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和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后，像高晓声《“漏斗户”主》中的陈奂生、王润滋《鲁班的子孙》中的老木匠和张炜《秋天的愤怒》中的李芒，都是时代变革中鲜明的人物形象。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鲜活生动的新人形象，尤其是生活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基层工作者，他们的形象最能代表普通中国人和家庭的喜忧和梦想。

　　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文学作品，也离不开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讲好中国山乡故事，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如何讲好呢?首先要立足于当下和现实。在“新”和“变”之间，要善于用心用情用力地发现故事。去年秋天，我跟随“乡村组织振兴齐鲁行”活动去往胶东半岛，深入到青岛、烟台、威海农村，所到之处让我深深震动。各地都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产、供、销”形式多样，乡村的感觉弱化，基本上都是城市模式；土地流转让农村周围的土地变成大片的葡萄园、苹果园、樱桃园，在湖泊河流间成片地耕作种植。我当时就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农村孩子，他们的乡村情感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感受到的乡土是这么美，这么漂亮。这种新和变的背后，有很多故事需要讲述，有很多鲜活人物需要呈现。我在今年第五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桑田绿》中，就有这次深入生活所带来的启发和感受。

　　再者，要写好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作品，必须要有真情实感。文学评论家宋遂良先生多次说过“文学的核心是情感”，我非常赞同。真情实感如同文学作品的血液，一部流淌着循环着真情实感的文学作品，才能彰显出饱满的精神力量，刻画出来的人物，讲述出来的故事，才能真实、准确，有说服力。要想做到这一点，一个写作者必须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贴着新时代农民的真实生活去创作。

　　写什么确实重要，但文学作品毕竟要靠文学性说话，怎么写也特别重要。一部在内容上有份量有力度的文学作品，也要在语言、结构等创作手法上有所突破创新。

　　特别是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学作品形式创新，拓宽了文学空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文学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文学作品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学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

　　所以，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作品的书写，一定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立足于当下，准确真实地反映现实，处理好写什么与怎么写之间的关系，塑造出鲜活生动感人的新人形象，用饱满的情感，讲好中国农村和大地的故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朱朝敏：“唯有生活最过硬”

　　我一直生活在宜昌枝江，从事写作多年，虽然成绩平平，但也没放弃。我一直信奉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唯有生活最过硬”，这道出了文学创作的根本。

　　在我看来，从小处讲，生活就是一日三餐，生老病死。从大处讲，生活是人类所处的环境、生存法则。于个人是命运，于众生就是时代，即个人与时代的同频共振。生活复杂，却也可触可感，尤其是具有鲜明时代感的生活，具有大众性。故而，我们所说的“生活”就是人民。

　　生活的源泉在哪里?毋庸置疑，在大地在基层。大地给予了我们泥土的芬芳、庄稼的拔节生长……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如果没有与之交心换心的近距离接触，是很难体会到我国所经历的变化，新时代的农民面临的物质与精神困境，以及战胜这些困境所呈现的崭新面貌。如果忽略这些，是写作者的遗憾，因为忽略的不仅是大地田野在新时代的面貌，还忽略了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最为深刻的也是最为复杂的变革。

　　四年前，我参加脱贫攻坚战，深有感触。当时，我在采访了百里洲大部分帮扶干部和农户后，深刻地感受到脱贫攻坚的伟大意义。贫困的原因各有千秋，然而，除开易地搬迁、环境恶劣等客观原因外，大多数还是源于病残和孤寡守独，这不仅表现在物质上的匮乏，还有精神和心理上的贫困。帮助这些暂时身处命运低谷的人们摆脱“贫困”，活出尊严，正是脱贫攻坚的意义所在。作为写作者，记录当下的瞬间，就是在场者、参与者。我要记录的不是这项国策的表象，而是深入这片土地以及在此生活的人民肌理中的细节。经历两年时间的准备，我写出了22万字的纪实文学《百里洲纪事》，受到全国关注。

　　去年，我又参加了乡村振兴工作，走访了三百多个农户，收获颇多。作家出版社邀请我参加中国作协推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因为准备充分，我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长篇小说《水未央》的初稿。这本书书写精准脱贫后的百里洲乡村，在坚守传统文化和打造生态农村样板方面的努力。这部长篇以三个视角展开叙述，三个视角、三种身份、三类语言，也是三种构建方式。小说主要着眼于人的风貌、心理和精神气度三方面的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了，有了精神追求，建设家乡的方式也推陈出新，新山乡巨变也将落到实处。小说人物长姐伍安琪是乡村振兴局的一把手，也曾是孤岛脱贫攻坚的带头人。她重返孤岛，为改良土壤和水资源，为保护传统的古楚文化，为打造绿色环保的新农村和振兴乡村作出种种努力。妹妹伍枥娟曾经是一名护士，但是她为了理想，回到孤岛办起康养中心，利用所学的知识，倾其所有为孤岛上的老人孩子提供方便，更为心理和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服务。而伍晓静是一名留学生，因为疫情暂时回到家乡，在妈妈和小姨的感召下，来到孤岛参与社会实践，亲眼见证了孤岛正在发生的变化。她用笔记下了变化，并分别用日语和英语发表到国外，向全世界呈现这片土地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崭新气象。人、土地和时代，三者就在如此的改变中融合，彼此构建彼此成全，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新山乡巨变的模式。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值得书写。我的故乡百里洲是一座江水四围的孤岛，这里曾是古楚文化的中心地，其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充满了文学的隐喻。而家乡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新时代乡村变革的举措同步进行，也是整个中国乡村的缩影。

　　我从事文学创作二十多年了，始终扎根基层，扎根乡土，将家乡百里洲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据地和文学原乡。书写这片土地和人民，是我不变的选择。他们是我作品的主角，他们的变化是我作品的主题，我们共同成长，一起经历生活这条“河流”的冲刷和洗涤。

王选：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

　　我出生在西秦岭山脉末端一个群山环抱的山村，这里和辽阔的西部大地上任何一座村庄一样平凡，甚至它就是广大乡村的一个切片和缩影。在那片偏僻、艰辛、多风又纯朴、宁静、自由的土地上，我生活到十五岁。这十五年的幼年和少年时光，如同一碗咸水，一抔黄土，滋养并塑造了一个人的容貌和秉性。随后，我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学习生活。毕业后，我在电视台从事了近十年的新闻记者工作。这十年，我租住在城中村，看到了城市普通人的生存现状和坚韧的精神。时间久了，我也变成了城中村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了一个会“行走”的城中村。

　　提及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因为我所有的写作地图都在这里。这些年，我的写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城市普通人的故事，另一类是乡村变迁的书写。我经常回到故乡，也因为工作需要经常下乡采访。这些年，我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伟大的脱贫攻坚，也见证了脱贫攻坚给故乡——广阔的乡村大地——带来亘古未有的变化。水泥马路、营养早餐、自来水、路灯、新农合、文化阵地、农业产业，网线拉到了家门口，农民可以上网聊天、刷短视频、下单购物。一个农民对资讯的掌握、对时局的认知、对物质的追求和城里人毫无区别。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变，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呈现出的崭新面貌，我都历历在目。于是，我写下长篇小说《青山隐》。

　　后来，我在作品《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中展现城市化进程中，老乡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的不同境遇和故事。

　　文学即人学，新时代的文学更是以人民为中心，激励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文学。这些年，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始终紧贴泥土大地，感知人民悲欢，领悟人民心声，书写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塑造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表现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当然，面对时代的要求，面对人民精神文化的需求，我的写作依然显得不足甚至稚嫩。我想，唯有把自己放进生活的河流中，像一条鱼一样，在流水中去感受河的波澜、流动、走向，甚至温度和脉搏，而不是坐在岸边，静观流水。回归水源是一条鱼的归宿和使命。走出书斋，投入生活，俯下身子，将心比心，是一个作家的归宿和使命。就像张宏森书记所言：“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中汲取不竭的源泉，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中刻画新人与英雄，为中国故事立心、为中国精神赋形。”

　　生活的日新月异、人民的拼搏奋斗、家庭的苦辣酸甜、百姓的悲欢离合都需要我去倾听、思考、书写。这是时代给予我的新答卷，也是我所努力的方向。最后，希望中国作协进一步延伸服务手臂，以中国作协和各省作协联动的方式，通过“西部雨露计划”，为县区特别是西部的基层县区写作者开展各种活动。作为从基层出来的写作者，大家特别希望中国作协把各类活动、知名作家带到他们身边；二是希望中国作协加强对西部青年作家的关注度，通过“西部星火计划”，以国内知名作家为导师，用“1+n”的师带徒形式，培养、扶持、指导一批西部真正有潜力的青年作家。

　　摄影：冯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