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典》

　　《唇典》是刘庆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此前他曾发表过长篇小说《风过白榆》《冰血》《长势喜人》，并有中短篇小说集《信使》等问世，他曾获长白山文艺奖、东北文学奖、吉林文学奖等。按说刘庆的创作成就早已引人瞩目。但是，批评界似乎少有将目光聚焦于刘庆的文学成就——或许，他身处偏远的东北，才使他成为一个“文学孤儿”。事实上，只要我们走进刘庆的文学世界，就会发现，原来那里金光闪闪。

　　《唇典》是刘庆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与东北少数民族有关的小说，但它的隐喻属性和概括能力使它不局限于从某一民族的视角出发，讲述东北某个民族的历史，《唇典》细致地临摹了东北的山川景观、风俗民情，展现了东北大地的地方性特征，使小说具备了东北地方志的特征，体现出对于东北的普遍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作品中，他站在东北的立场，从东北古老的萨满文化的角度出发，审视了20世纪东北的历史，展现了东北从古典时代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表现了萨满文化的历史样貌和失落轨迹，在书写这一历史进程中东北人共同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呈现出东北人共同的心灵感受。他对于东北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入挖掘，使小说和东北的土地建立起了紧密的血脉联系，深入而充分地展示了东北的地方性特征。是否能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是判断一部小说审美价值的重要尺度，这在当下的学界已经成为共识。巴尔扎克和巴黎、哈代和英国乡村、乔伊斯和都柏林、马尔克斯和南美、鲁迅和浙东、莫言和高密，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和一块土地有着血脉相通的精神联系，这种体现着传统文化的区域性叙事，是一个民族文化谱系的象征，存在着一种无可替代的精神感召力，这种地方性的知识和审美经验，构成了每个民族得以维系和绵延的内在精神力量。

　　一

　　在《唇典》中，刘庆叙述的人物和地域都是属于东北的，具有典型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唇典》中，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满人，由他来讲述他的族人和故乡的故事，但他不以种族标记自己的身份，他的祖先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搬来库雅拉河谷，他和他的族人们都生活在这里，他们都自称“库雅拉人”。这表明刘庆并没有突出故事讲述者和他族人的民族属性，而是强调他们的地域归属，他们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属于被命名为“库雅拉”的这片土地，他们是这里的土著，也是这里的移民，所以他们不仅可以代表东北土著的少数民族，也可以代表从中原移民来的汉人，他们是库雅拉人，更是“东北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故事，就是“东北人”的故事。《唇典》中的故事集中发生在库雅拉地区的“白瓦镇”，“白瓦镇”是虚构的，但它却不是刘庆臆造出来的地理虚空和时间幻境中的虚拟存在，小说中充满了诸多详尽的风物描写和生活细节，让“白瓦镇”显得无比真实。“白瓦镇”里满是榛鸡、铁雀、野猪、鳇鱼，和崇山峻岭、松榆白桦这些东北的风物，还有踩高跷、扭秧歌、跑旱船、打话谜这些东北的民俗，更有媒婆提亲、过灯官节这样细致的东北世俗生活景观，这些风物和民俗景观是东北独特的地域文化的具体形态，可以穿过时代的风云变幻而留存，经历战乱的浩劫而延续，是东北地域文化的物质确证。对“白瓦镇”地域风光和地方民俗细致和缜密的描写，让《唇典》呈现出了地方志的鲜明特征。“白瓦镇”的风物和世俗生活景观是典型的东北“风景”。在东北的土地上，四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景观，因此，白瓦镇可以被指认为东北境内任意的村镇，它对于东北具有普遍意义。

　　“文化，它应是地域文化小说丰富内涵的矿藏。它应充分显示出人与文化的亲和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地域文化小说，如果在地方色彩的表现过程中不能揭示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便失去了作品的文学意义” 。作为文学形态的地方志，《唇典》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不仅有东北地方的风物，更表现了东北地区的文化内涵。在小说中，刘庆以他扎实的历史学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文学的方式描绘出了东北的“童年时代”，当然，这里说的“童年”不是时间意义上的童年，而是文化意义上的童年。在现代的科学世界观没有普及到东北时，这片土地流行着萨满文化与传统。萨满，作为一种古老的原始文化，是以原始的萨满教为核心逐渐生发而成的文化形态，在亚洲、欧洲、北美等地广泛流传，其在中国的东北被保留和继承得最为完整，东北的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曾普遍信奉萨满教，“往昔，萨满教在少数民族中不仅妇孺皆知，而波及的地域遍及白山黑水，文化氛围的广袤是非常辽阔无垠的。” 萨满教没有规定的经典和教义，认为神存在于万物之中，万物有灵，萨满是神的使者，是人神沟通的媒介和渠道，由萨满教生成的萨满文化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东北各民族的生活实践，是东北民间文化的源头。通过对萨满文化的提取和开掘，刘庆在小说中创造或者说复现出了一个神祇和鬼魅并存、鲜活而飞腾的奇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相信预言和宿命，相信神祇和邪魔，相信用鸡蛋可以占卜，相信簸箕仙可以预知未来，更相信萨满可以通晓神界、兽界、灵界和魂界，可以向他们传达神谕，仲裁他们的争端，治疗他们的疾病，解决他们的困惑。在《唇典》中，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长着一对猫眼的命定的萨满——郎满斗，他的双眼可以洞悉黑暗，也可以看到常人所无法见到的神迹与魅影。在他的眼中，飞禽走兽、蛇鼠蚊虫都具备独立的意志，山川草木、风雨雷电都充满了灵性。在刘庆笔下，萨满不仅是某些仪式和规程，或者某种宗教，更是一种独特的认知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刘庆通过郎满斗的双眼，展示了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他眼中的世界充满了新鲜的生命气息和令人敬畏的神性，这种对世界独特的认知是萨满文化的重要一面，对于那些孤独而疲惫的缺乏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唇典》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飞腾想象的空间和舒展心灵的场地，也让他们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界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此外，刘庆在小说中还书写了大量萨满传说与法事，离奇而庄严，神秘而肃穆，光怪陆离又异彩纷呈，对跳神、祭祀等萨满文化的具体形态有着形象而生动的呈现。

　　刘庆对萨满文化的展示，不仅限于场面、形态和规制，他不刻意从官能的角度展示萨满仪式的奇异，而是通过萨满文化对人的态度，显露和感知萨满文化深层的精神内核。赵柳枝是白瓦镇大户棺材铺赵老板的独生女，赵老板视其为掌上明珠，她出落得亭亭玉立，是库雅拉小伙子的梦中伴侣。但家境殷实、天资卓越的她，没能拥抱期待中的幸福，飞来的横祸让她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她犯了女孩儿在传统社会的大忌讳——未婚先孕。是无耻的强盗趁乱潜入了她的闺房，做下了肮脏龌龊之事。她无处解释，无处诉说，腹中的胎儿被认作是邪魔，家人找来法师做法驱邪，她无奈地忍受了花样百出的法术折磨。在她丧失了对生的希望，一心寻死之时，萨满李良出现了，他睿智地洞悉了柳枝苦难的根源，将罪责嫁祸给一只白公鸡，以公鸡成精荼毒少女的叙述掩盖和回避了事情残酷的本相，并以一场严肃的法事终结了作恶的“邪灵”，以一种相对体面的方式结束了柳枝的灾祸，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萨满李良在虔诚地履行萨满的仪式中，实现了对柳枝的拯救，在表面夸张而奇诡的萨满仪式下，蕴藏着他的宽厚、善良和仁慈，萨满李良的举动透露着萨满文化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爱，这无疑是萨满文化最为珍贵的部分。被萨满李良拯救的赵柳枝和作为萨满李良徒弟的郎满斗，在日后都继承了萨满李良的大爱，赵柳枝在战后不顾他人的冷眼和政治上的风险，收养了日本遗孤素珍，让她活了下来，而郎满斗为了素珍的清誉，甘愿背负强奸犯的罪名，用自己的自由换取素珍的平安。尽管他们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满身伤痕，但他们依然愿意为拯救一个日本的孩子而承受更多的伤痛和磨难，充满了牺牲精神。他们的爱溢出了民族的界限，超越了历史的仇恨，这种对于人的无差别的爱，正是萨满文化最为感人至深的部分。五四时代流行的启蒙思潮，让书写萨满文化的萧红和端木蕻良等人着重突出萨满仪式的游戏性和蛊惑性，以科学的世界观去揭露古旧社会的奇观。而刘庆对萨满文化的叙述，表现出了他更宽容和通达的文化心态，立足当代社会，让他可以穿过历史的迷雾，以更加平和的态度去面对和审视萨满文化传统，透过奇异和神秘的外在形式洞悉和提炼萨满文化的精髓。刘庆通过对萨满文化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殊异而独特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和理解生命的方式，刘庆在小说中呈现的萨满文化的豁达与温暖，宽容和柔情，对自然的敬畏和生命深沉的大爱，对现代社会来说，是一种独特而新鲜的价值标准与伦理观念，这是东北的高山大河、冰川莽原孕育出的思想结晶，是东北先民独特而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用萨满文化作为参照，审视现代以来的东北历史，在对东北人苦难遭遇表示悲悯和同情的同时，也为萨满文化在这块土地的没落与消逝感到惋惜。

　　二

　　“现代”降临后，东北文化的童年时代宣告终结，“白瓦镇”滑进了现代的历史漩涡中。关于“现代”，刘庆有他独特的理解和表现，在小说中，刘庆以隐喻的方式，塑造了一个“现代”的肉身，以书写和刻画其人格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于“现代”属性的整体判断。辛亥革命以后，库雅拉河谷蒙昧而天真的岁月因“稀奇古怪”的外物的闯入而逐渐分崩离析，电灯、电影、马戏团、留声机、日本人的铁轨还有俄国人的教堂，这些外物的出现伴随着时局的变化，社会的动荡接踵而至，库雅拉人被卷进了一个充满了纷争和杀戮的世界。各种新鲜事物的出现，预示着“现代”的临近和时代的变革，但对“白瓦镇”来说，历史变革的实质性的开端，是一个叫李白衣的人带来的。李白衣以电气工程师的身份出现在库雅拉人面前，他来自城市，掌握着现代技术，他为库雅拉人带来了电灯，带来了光明，他是光明的使者，是“现代”的肉身。但同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他是一个匪徒，他是辽西一带逃窜至此的匪帮的头目，他以电气工程师的身份来伪装自己，潜伏到当地大户的家中，摸清各家的经济情况，为计划中的“抢街”制定方案。他给库雅拉人带来了光明，也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他策划的洗劫，不仅让库雅拉人付出了经济的损失，还牺牲了很多无辜的生命。正是他，在混乱的夜色中强暴了清纯美丽的赵柳枝，并让她怀了孕，造成了库雅拉的优秀子孙赵柳枝和丈夫郎乌春一生的悲剧。日后，他以“王良寨主”、“山上大爷”、“理想教主”、“救国军首领”、“先遣军头目”等不同身份出现在小说当中，这个角色没有立场也没有原则，不讲法纪也不讲道德，他一度是抗日爱国者的同盟，举枪与抗联战士一同抗日，但他又是最不坚定的同盟者，随时可能倒戈，成为伪军。他有创造性，也有破坏性，他的行动全靠欲望和利益驱动，充满了不确定性，他是个无法束缚也无法控制的角色。他是刘庆对于“现代”的人格化的想象。通过这个人物，刘庆书写了“现代”的特征和气质，展示了“现代”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表现出了他对“现代”的审慎和警惕。

　　随着“现代”的到来，现代的世界观和思维观念逐渐覆盖了东北传统的世界，萨满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挤压，逐渐被人们捐弃和遗忘。在《唇典》中，刘庆用历史叙事的方式，展现了萨满文化失落的过程和轨迹，充满了伤感和痛惜。在对历史的讲述中，刘庆使萨满文化主导的东北古典时代和“现代”闯入后的新时代构成了镜像关系，萨满文化对人的宽容与拯救对应着现代社会战争思维和斗争哲学对人的摧残和毁灭，古典时代的平和静穆映衬出现代世界的喧嚣和冷漠。刘庆对“现代”以来“白瓦镇”历史的叙述，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抗日战争时代”和“战争之后的时代”。在“抗日战争时代”日本所选择的极端的“现代性”方案，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中日战争。刘庆在讲述这段历史时，不仅突出了日军侵华过程中制造的惨烈场景和日军骇人听闻的战争手段，更揭示了战争给东北人造成的心灵的伤害和人性的变异。在郎乌春对于投奔“组织”还是伪军举棋不定之时，“组织”的地方头目韩淑英时刻准备除掉郎乌春。韩淑英是郎乌春曾经的革命战友，他们还长时间保持着情人的关系，在漫长的革命伙伴关系中，他们还曾育有一女，后来，他们虽然选择了分手，但这分手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并不意味着情感的破裂。也就是说，二人除了革命友谊之外，还保有着相当的情分。而在战争环境中，这种情感关系被韩淑英认作是无足轻重的，丝毫不会影响她的决定和判断。在刘庆的笔下，韩淑英是一个坚定的、顽强的革命者形象。她对“组织”的忠诚和对于革命事业的投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战争中的她，情感世界似乎非常模糊，她对于爱人和女儿的感情都淡薄而缥缈，自上而下的政治命令几乎占据了她生命的全部。战争的环境不仅使她冷漠，也使她残酷。她为郎乌春选定的行刑人，正是郎乌春的妻子赵柳枝，她以搭救赵柳枝的儿子郎满斗为手段，取得赵柳枝的信任和依赖，冒充“仙姑”的身份以诱导赵柳枝服从，计划以夫妻相戮的方式完成组织的部署。通过这样的书写，刘庆表现了战争对正常社会环境中人的情感方式和伦理秩序的破坏，人在战争中彻底沦为工具，人的主体性无迹可寻。古典时代里，萨满文化对人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更是荡然无存。

　　在“战争之后的时代”里，中国从日本的现代性方案中挣脱出来，走上了一条自主的现代性道路，但在这个时期，萨满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终结而得到修复。作为韩淑英的女儿，赵蛾子继承了她母亲决绝的“斗争精神”，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她为了满足政治的要求，大义灭亲，将含辛茹苦将她养大的养母赵柳枝指认为“资本家”和“反动派”，大义凛然地与其决裂，带头分光了自家的财产，还宣称要将赵柳枝赶出“白瓦镇”，铁面无私的背后是对爱与情义的漠视，在这样的漠视中，伦理关系彻底让位于政治关系。“文革”时期，这种“斗争哲学”朝着更加激进化的方向发展，“人民”的内部因继续革命的号角而出现裂隙，很多“牛鬼蛇神”被“甄别”了出来，批斗大会此起彼伏。“白瓦镇”那些狂热的人群，为了显示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不仅批斗那些活着的所谓坏分子，甚至连死人也不放过，他们在萨满李良的坟头贴满了大字报，还要对萨满李良鞭尸烧骨。通过刘庆的叙述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蔑视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不顾乡情与亲情，执著于自己的政治身份，满怀着激动和仇恨，寻找或制造着敌对分子，用暴力而残酷的手段显示自己的忠诚。他们对异己的排斥和打击，并没有随着斗争对象的去世而终结。这些满怀着仇恨的亢奋的人们，幻想将斗争的火焰燃烧到另一个世界当中去。这样，刘庆以一种极端的表现方式，复现了当时弥漫在群众中的狂热的斗争心态，正是对传统彻底而决绝的抛弃，酿成了这样普遍而持续的狂热，在当时建构出了一个荒诞而疯狂的时代。如果说，在“文革”时期，萨满文化被作为是一种老旧的传统文化，被坚决地打倒批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证明了其还被认作是一种被重点关注的对象，那么在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市场经济时代，萨满文化的内蕴讯速地被人们所淡忘，曾经庄严而令人敬畏的萨满，成了一些投机者的门面和骗子的伪装，官方对于萨满文化的修复也不过是为了发展地方的旅游产业而找来的幌子，萨满文化陷入了一种更为深重的绝迹危机之中。

　　三

　　《唇典》中的“白瓦镇”是典型的东北村镇，但它并不是静态的东北乡土世界的标本，更负载了东北流动的、延续的、并向当代中国伸展和生长的一段历史。在《唇典》中，白瓦镇的故事从辛亥革命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通过白瓦镇的历史，刘庆书写了东北乡土社会在大半个20世纪里的遭遇和经历。刘庆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东北的历史，并不是要依照某种理念或要求进行某种宏大叙事，他无意记录和编排那些所谓的客观史实。他从具体的人的角度看待历史，这让他更在意那些身处历史巨变中的人的心灵感受，这些感受是东北人对历史切身的体验，是有温度的东北历史。东北20世纪的这段历史曲折而复杂，充满了屈辱和疼痛，混乱和磨难，在《唇典》中，东北的这种历史的痛感和心灵的苦难，是以具体的“库雅拉人”的生命经历为表征的。

　　对于军阀的混战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东北人带来的灾难，刘庆的叙述和表达极具个性，他不仅用文字讲述了这片土地半个世纪以来遭遇的苦难和灾变，兵灾和匪祸，更通过东北的两个标致的人物，用隐喻的方式呈现了东北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承受的心灵隐痛。无论是郎乌春的彷徨、孤独和绝望，还是柳枝的委屈、恐惧和屈辱，都是灰暗历史引发的次生伤害，相对于死亡这种可以用数字标记和记录的苦难，东北人在艰难的岁月里所经历和承受的疼痛，用除文学以外的方式是无法言明的，刘庆无疑用自己的方式，对记录这种东北人的苦难记忆做出了有益尝试。没有一致的对历史和过去的回忆与认知，也就没有统一的对未来的设计和想象。为此，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学者为刚刚走出中世纪的困惑中的西方人，挖掘出了古希腊的历史；托尔金为世界大战中迷失的英国人，用文学创造出了中土世界，为族群日后的发展与创造，发掘和制造出了共同的精神纽带和情感基础。对于当下的东北人，无疑也需要唤起其对历史的共同记忆，让历史与当下建立起血脉联系，让东北人因这片土地的历史而生发出更多的凝聚力，以应对发展模式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刘庆的创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同时也有当下意义。

　　(《唇典》，刘庆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