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地理上的商洛和棣花镇，贾平凹的写作更见从容。《山本》的叙事还是如此密集，但明显多了不少闲笔，显得精微而繁茂。秦岭雄浑，写秦岭的《山本》自然也要写得大而广，既要依托于大的历史背景，也要写好生活的细节和末梢。这是一种写作心态上的变化。

　　小说里麻县长这个角色的设置就意味深长。这个安分的人，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中，施展不了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品茗，结识花草，为秦岭写风物志。“他差不多记录了八百种草和三百种木，甚至还学着绘下这些草木的形状。近些日子，他知道了秋季红叶类的有槭树、黄栌、乌柏、红瑞木、郁李、地锦，黄叶类的有银杏、无患子、栾树、马褂木……知道了曼陀罗，如果是笑着采了它的花酿酒，喝了酒会手舞足蹈。知道了天鹅花真的开花是像天鹅形，金鱼草开花真的像小金鱼。”这种旁逸斜出式的文人旨趣，不仅使地理意义上的秦岭变得丰赡、茂盛，也有效舒缓了小说的节奏。

　　作家出版社·《山本》

　　也许，贾平凹无意写什么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但《山本》在物象、风情的描写上，确实是花了心力，小说的叙事也就不再是单线条地沿着故事往前推进，而是常常驻足流连、左盼右顾。这种曲折和多姿，昭示出了作者的写作耐心，也是《山本》在叙事上的新意所在。

　　作家出版社 《山本》

　　秦岭并不仅仅是《山本》的背景，它就是小说的主角。要写真正的秦岭志，秦岭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就都是角色，它们才是秦岭的肌理和血肉；而生活于山里的人，反而是过往云烟，他们或强悍或懦弱，或善良或凶残，或智慧或奸诈，终究本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小说的最后写道，“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这就是“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的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它无声地接纳着一切，包容着一切，它抚平人心的沟壑、历史的褶皱，当春天来临，又是百花盛开，太阳照常升起，万物生生不息。秦岭是一切生命的舞台，也是上帝般的观察者，人与物的荣辱兴衰，尽在它的眼底。

　　《山本》写出了一座大山的肃穆、庄严与敬畏，所谓悲悯，正是由此而来。

　　山本》多是写小人物的群像，重在以小民的生活史来考辨历史的事功与情义。但比之以前的小说，《山本》还塑造了井宗秀这样的乱世枭雄。井宗秀成长的故事，原本是一个英雄的故事，他坚忍、能干，不断做大自己，梦想造福涡镇，应该说，他身上寄托着作者的某种理想，但权力、财富、美色使一个英雄失去了魂魄，人性失去了光彩，他终究成了另一个人。井宗秀崛起和坠落的过程，说出的正是人性的复杂和悲哀。陆菊人和井宗秀是有对照意味的。他们之间无关情爱，她是一个男人成长与衰败的见证者，也是他的哀戚者。这个女人宽阔、平静、智慧，承受着生活的重负毫无怨言，认命但又不愿屈从于现实的安排。她是《山本》里的奇女子，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对陆菊人的理想化，可以看作是贾平凹为中国文化、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火。

　　这也是贾平凹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他写这块土地如何藏污纳垢，写历史背后的罪与恶时，总是对人性怀有一种良善的企盼，对寻常巷陌的烟火气有一份亲近感，对小老百姓向往安宁生活的愿望感同身受。不管革命或战争如何侵扰人心，恶与暴力如何摧毁美善，贾平凹的笔下总会有一两个人物，他们不屈或高洁的精神如同灯火，在那些晦暗不明的岁月里闪烁，如《带灯》里的带灯，《古炉》里的蚕婆、善人，又如《山本》里除陆菊人以外的瞎眼郎中陈先生，还有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他们都像是《山本》里写到的那面铜镜，照出历史的荣光，也照出历史的龌龊，照出人性的丑恶，也照出人性残存的光亮。

　　作者看着这一切的发生，痛苦着，怜悯着，茫然，彷徨，有一种无所适从，但也不知该归罪于谁，不知该审判谁。在《秦腔》里，他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又说，“我没有恨白雪，也没有恨夏天义”——“不知道”和“没有恨”，这种写作伦理，可谓是饶恕一切、超越一切；《老生》里一面是山水，一面是人事，各自的脉络清晰可见，而又浑然一体，追求海风山骨的气韵下也不避人性的凶险；《古炉》察看“文革”之火是怎样在小山村点燃的，看人性如何裂变或坚守，叙事调子上是压抑而哀凉的。

　　相比之下，《山本》在精神省思的力度上，是进了一步。看得出，《山本》对一种文化命运的思索、一个民族精神根底的理解，更为自觉而深切。所以，《山本》已不止于一种乡村日常的描摹，散文式的叙叨，地方风物的展现，而是追求在一个更宽阔的背景下揭示小镇革命的纷纭变幻，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里面有历史演义，亦有人性拷问，而关于中国人该魂归何处的精神思辨，则透着一种过去不太有的文化气象。作者在“后记”里说，“《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木头和石头中去了。”书写一种精神的来与去，辨析历史中的人过着怎样的日子，有怎样的灵魂质地，这背后又蕴含着多大的悲怆和代价，这才是贾平凹写作《山本》的真正用意。牟宗三说，一个有文化生命的民族，不顾其文化生命，是一种悲哀，但一个民族如果有其最原初的最根源的文化，而我们又不信，也无从信，则是另一种悲哀。

　　《山本》没有掩藏这种悲哀，但它还告诉我们，在废墟之上思索和相信，远比空泛的悲哀更有意义。